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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视野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来源: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11-28 18:02

内容提要
 
    中国领导人曾经评价,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合作”)搭建了具有南北合作特点的南南合作新平台。然而,中方的这一评价没有得到中东欧国家的积极回应。无论就身份、原则还是实践而言,“16+1合作”总体上彰显了南南合作的属性。与此同时,由于“16+1合作”被定位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因此它也兼具南北合作的特点。随着中东欧国家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沿线国家,“16+1合作”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利用好“一带一路”这一南南合作的新机遇。为了消除中东欧国家对南南合作的误解与疑虑,中国应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沟通,在话语运用与合作实践中更多顾及对方的感受。
 
自2012年第一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波兰华沙举行以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下简称“16+1合作”)取得长足进展,得到各方积极评价。2015年11月26日,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集体会见来华出席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中东欧16国领导人时发表如下重要论述,“‘16+1合作’诞生以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格局,开辟了中国同传统友好国家关系发展的新途径,创新了中国同欧洲关系的实践,搭建了具有南北合作特点的南南合作新平台”。然而,中方关于“16+1合作”“搭建了具有南北合作特点的南南合作新平台”的评价并没有得到中东欧国家的积极回应。笔者在与一些中东欧国家学者交流时也发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中方的上述定位持保留态度,主要理由是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乃发达国家,“16+1合作”不属于南南合作的范畴。
 
本文研究表明,中国领导人对“16+1合作”的以上论断是准确的。无论就身份、原则还是实践而言,“16+1合作”总体上彰显了南南合作的属性。与此同时,由于“16+1合作”被定位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因此它也兼具南北合作的特点。随着中东欧国家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沿线国家,“16+1合作”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利用好“一带一路”这一南南合作的新机遇。当然,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策实践。围绕南南合作这一课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需要加深相互了解,特别是中方要顾及中东欧国家的感受,努力消除对方的误解和疑虑。
 
1、南南合作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复兴根据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的界定,“南南合作”指的是“南方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科技领域开展协作的广泛框架。南南合作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发生在双边、地区、次地区或地区间层次。发展中国家通过分享知识、技术、专业技能和资源以达到它们的发展目标。南南合作近期的发展表现为南南贸易量和南南直接投资额的上升、地区一体化运动的推进、技术转让和智力资源共享的增加,以及其他形式的南南交流等”。
 
如果以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作为起点,那么南南合作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万隆会议被视为战后第三世界运动的摇篮,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新的独立力量登上世界舞台,其议程包括谴责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争取世界和平与终结冷战两极格局;呼吁加强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倡议建立更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等。更重要的是,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和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不干涉他国内政、促进相互的利益与合作等万隆会议的原则奠定了南南合作的理念基础。此后的几次有代表性的南方会议均重申和发展了这些原则和精神。
 
万隆会议后,南南合作一时间风起云涌。政治上,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原则的不结盟运动在1961年兴起。不结盟运动主张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和霸权主义。经济上,1964年在第一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举行期间,广大发展中国家创建了77国集团。该集团的宗旨是在国际经济领域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74年召开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宣言》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南方国家的共同呼声。科技上,1972年联合国大会成立了发展中国家科技合作(TCDC)工作组。1978年全球南方科技合作会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议通过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BAPA)。尽管这一时期的南南合作声势浩大,无奈雷声大雨点小,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北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格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南南合作开始陷入低谷,不仅国际经济新秩序乏人问津,连联合国贸发会议也越来越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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